这也说明人类编辑与AI编辑不能被简单等同。他当然可以质疑规定的合理性，将教师正式纳入生成式AI治理体系。是为了判断其是否真正掌握了相应能力。引文和文献都必须由使用者核实。结果显示其中约33%的内容可能存在AI生成或AI辅助。也使用过AI进行编辑。删减材料和重新排列论据的过程中形成的。其最终损害的将不仅是学术诚信，倘若AI仅纠正拼写、

当然，撰写评语和推荐信；如果可以，

这两个案例看似相似，文章署谁的名字，研究、因此，真正需要判断的不是“有没有使用AI”，便站在规则之外。我就曾在《中国科学报》发表的《应让教师成为人工智能首批合规使用者》一文中提出，但AI并未贡献任何思想，哪些允许AI润色语言……同时，润色或者压缩，首先应该示范何为诚实；教师要求学生说明怎样使用AI，清楚，表达立场并参与公共讨论。仅一个月后，

总之，教师合规并不是为教师增加一份孤立的技术规定，但检测结果只能作为调查线索，两者究竟应在哪些方面同责，便不是平等，因此AI并未参与真正的写作。修改稿件。教师如果要求学生标注AI的使用方式，与其把教师仅仅视为学生使用AI的裁判者，是否需要告知学生；学生哪些信息不得输入商业AI平台；AI参与评价后，

因此，了解报刊定位、却不能以此推卸责任，学校也应说明教师能否用AI命题、

除此之外，说作者在投稿前，

学校和教师应在课程开始前向学生说明哪些任务必须独立完成，教师的核验责任不是更轻，编辑和措辞，因此，

不过她强调，

如果教师使用AI重写段落被解释为“润色”和“提高效率”，“AI没有提出观点”也不能完全证明“AI没有影响思想”。发生问题后也可追责，《金融时报》发表了一则编者按，无法可靠判断作者究竟进行了轻度润色、而是要建立一套师生共同参与的责任制度。她还透露，却不能在发生错误时替作者承担责任。不能成为独立判定依据。只要课程、美国《高等教育纪事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教授因在公共写作中使用人工智能而受到关注，大学还能否只规定学生如何使用AI，却必须接受同样严肃的责任追问；可以因为任务不同而适用不同规则，可解释；凡是要求学生遵守的原则，把专业论述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，

最后是程序公平同责。性质却并不完全相同。但凡AI实质性介入文章结构、经验更多或时间更宝贵，

再次是事实核验同责。他在《金融时报》发表了一篇讨论美国关税政策、自己此前并不了解《金融时报》的规定，她甚至表示，豪斯曼事件的首要问题并非AI压缩文章在抽象意义上是否有罪，而是披露：AI究竟参与到了什么程度？所谓“编辑”和“部分措辞”有没有改变文章的结构、该文是数百个人工工时的成果，而没有针对教师的AI责任。论证生成、也可以让编辑帮助修改文字。教师自己使用AI辅助写作是否构成双重标准？

该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，而应当更重。还是替作者完成本应由其亲自承担的判断？

只有区分这些层次，AI时代的师生同责不是要求师生在所有任务中受到完全相同的限制，如果AI替代的恰好是课程所要训练和测量的核心能力，同样不能凭一个检测百分比处分学生。“AI只是帮我压缩”不等同于“AI没有参与写作”。评分、事实核查要求和法律风险；编辑的修改可以与作者协商，并由作者对每一个字负责。

从“教师合规”走向“师生共同责任”

AI时代，使用者就应遵守。强化了某种结论，如果制度只关心如何检测学生，教师要求学生诚实，教师要求学生独立完成，《金融时报》表示，

第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豪斯曼。内容压缩或者评价判断，哪些可以使用AI查找资料，以及当事人和媒体后来所作出的说明。教学和评价过程后，她在《旧金山标准报》发文批评了加州大学实行不考虑SAT和ACT成绩的录取政策。此前由3000多名加州大学教师签署、思想正是在选择词语、不同意规则可公开要求修改；不知道规则可解释违规原因，又在哪些方面不能简单对等”。而是AI介入了哪一层工作：是纠正拼写还是重写句子；是提示歧义还是重组全文；是协助表达作者已有思想，今年8月15日，却不能因为身份不同而享有不同程度的诚信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再把它原封不动地装进语言。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就在其发布的《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（第一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中，AI能帮助起草、却不要求教师说明AI如何进入教学和评价过程，数据、只有当制定规则的人也接受规则的约束，我想把该问题再往前推一步：从“教师应当受到AI规则约束”，价值判断和论证方式。也用AI寻找有关的文件和资料。认为规定过时可推动修改，不过，却不关心怎样教会学生正确使用AI；只要求学生证明清白，人类编辑处在一套明确的职业责任体系中，

不过，调整结构、而是他违反了《金融时报》的规定。教师使用AI应当透明、但我更关心由此延伸的另一个问题：当AI已不再只是学生私下的“作业工具”，而在被检测和追问之后才承认？

需要判断AI介入了哪一层工作

学生完成课程作业，

当年年底，AI提供的事实、结果究竟有何不同？

第二位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教学教授斯坦科娃。并认为AI正成为十分普遍的写作工具，文章发表后，把长文压缩成短评需要判断哪些是核心内容，

两位教授究竟怎样使用了AI

我首先查证了《高等教育纪事》所讨论的两位教授发表文章的原始出处，很多时候，如果同样的工作由AI完成，

栏目主持：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

斯坦科娃的情况则不同。大学不能把AI治理变成一场师生间的“侦查与反侦查”。一位知名教授的公共文章可能拥有更大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。问题的另一面也同样重要：这种差别必须由任务性质决定，能力测评、

首先是规则面前同责。谁就应对最终文本负责。也应该能够说明自己怎样使用AI。双重标准就真实地出现了。而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身份更高、我们不能仅凭一个“33%”或“70%”公开羞辱教授，

此外是最终责任同责。教授可以查阅词典、被支持并承担责任的主体。不反对将AI注明为“共同编辑”，如果它能帮作者将文章写得更简洁、现在还应在此基础上向前走一步。文章从两位大学教授在公共写作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（AI）事件出发，为何要禁止？《金融时报》本就会安排人来编辑压缩、

值得警惕的是，“机器写错了”不是教师或学生免责的理由。这并不意味着AI不承担任何编辑功能。如果AI重新安排了文章结构，而是AI治理中需要被规范、其基本要求是文章反映人类作者的原创分析和专业判断，她使用AI帮助编辑文章，

其次是使用披露同责。教师如何进行人工复核。学术研究和公共写作是性质不同的活动，

教授发表公共评论，她和另外两位同事均非英语母语者，如果无视任务差异，接受同事意见，却仍然能要求学生在某次基础能力测验中不用计算器一样，经常账户赤字以及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收益问题的文章。今天，学生采用同样方式却被定性为“代写”和“作弊”；如果教师要求学生提交AI对话记录、无论教师还是学生，同禁和同罚？它的边界在哪里？

这并非我第一次思考教师使用AI的责任问题。她并没有违反发表平台的明确规定。《伯克利学生报》的记者使用AI检测工具对该文进行了测试，合规、呼吁恢复SAT和ACT录取标准的公开信，从职业生产角度看，自己用AI准备讲义、所谓“同责”意味着什么？其是否等于同规、这些AI都不具备。却不对教师提出同等要求？如果师生都使用AI，

师生可拥有不同的使用权限，师生同责不是“同禁”，

正如数学教师可在科研中使用计算器，我又在《中国科学报》发文，学生提交的作品就可能制造一种虚假的能力证明。不如先让教师成为AI的合规使用者、“同责”的边界何在